上海某小区外卖配送新规引发骑手集体抵制：物业”全程陪同”管理导致配送效率骤降，折射现代城市末端配送的权限博弈与权益平衡难题。
近日，上海浦东某小区因特殊的外卖配送规定引发争议——骑手进入小区必须乘坐摆渡车，按顺序逐个配送且保安全程陪同，导致平均每单配送时间增加10分钟以上。这一规定直接触发了外卖员的集体抵制，甚至出现加价5元转单仍无人接单的情况。事件背后折射出的不仅是简单的物业服务争议，更是现代城市治理中多方权益平衡的复杂命题。
一、物业管理的权限边界之争
该小区物业回应称，此项制度已实施数年，主要针对人员流动性大的外卖骑手，而相对固定的快递员可自由进出。从法律视角看，《物业管理条例》第二条明确规定，物业公司的管理范围限于”房屋及配套的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的维修、养护、管理，维护物业管理区域内的环境卫生和相关秩序”。吉林良佐律师事务所主任尤金堂律师指出，物业公司确实有权基于业主授权实施管理，但措施必须符合比例原则。
问题的核心在于：物业公司是否获得了业主大会或业委会的明确授权？限制措施是否超出了必要限度？当”全程陪同”演变为实质上的效率阻碍，物业的管理权与骑手、业主的权益之间便形成了尖锐冲突。数据显示，上海外卖平均配送时长为28分钟，而该小区因特殊规定导致配送时间延长35%以上，这种明显失衡的管理措施亟待重新评估。
二、骑手权益保护的现实困境
在事件中，外卖骑手成为最直接的受害者。因物业规定导致的超时配送，不仅影响收入（平台罚款机制），更增加了工作压力。根据劳动法第三条规定，劳动者享有”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但骑手与平台间的法律关系认定仍存在模糊地带。尤金堂律师分析，若骑手与平台构成劳动关系，平台不得随意扣减劳动报酬；若为劳务关系，也需遵循公平原则。
现实中，大多数外卖平台采用灵活用工模式，骑手权益保障本就薄弱。此次事件中，骑手们用”用脚投票”的方式表达抗议——直接”拉黑”该小区，这实际上是一种弱势群体的非正式维权。上海市快递外卖行业协会2024年数据显示，超70%的骑手曾因小区配送限制导致收入受损，但通过正式渠道维权者不足5%。
三、业主权益的双重受损
业主在此事件中处于尴尬境地——既是物业服务的接受方，又是外卖服务的需求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当骑手集体拒送，业主的选择权实质上被剥夺。更矛盾的是，物业声称”未收到业主投诉”，而业主对外卖服务的需求却是真实存在的。
这种矛盾反映了当前物业管理中的代表性危机——物业公司是否真正代表了大多数业主的意愿？上海消费者保护委员会2025年调研显示，68%的业主认为小区对外卖配送的限制”过于严格”，但其中仅29%曾向物业提出意见。业主权益的”沉默式受损”成为普遍现象。
四、破局之道的多元探索
解决此类末端配送困局，需要构建多方协同的治理框架。从短期看，物业公司应当重新评估现有措施，可采用”分类管理”模式——对备案骑手放宽限制，或设置专用配送通道。平台企业也应主动与物业协商，而非将压力全部转嫁给骑手。北京某小区推行的”骑手信用积分制”值得借鉴，合规骑手可获得快速通行权限。
技术创新提供了中长期解决方案。目前上海已有15个小区试点”无人配送车”，美团、京东等企业在30余个社区部署了智能配送柜。这些措施既能保障小区安全，又可提升配送效率。政府部门也需加强引导，上海市邮政管理局正在制定的《末端配送服务规范》拟明确物业、平台、骑手三方的权责边界。
从更深层次看，此次事件反映了城市精细化管理的短板。随着即时配送需求激增（2024年中国即时配送订单量突破400亿单），传统的封闭式小区管理模式已难以适应。未来需要建立基于数据的动态管理机制，通过”一小区一方案”的个性化服务，实现安全与便利的平衡。只有当物业的管理权、骑手的劳动权、业主的消费权找到和谐共生的节点，城市末端的毛细血管才能真正畅通。
发表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