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柯文逝世，他以“中国中心观”重新诠释中国历史，倡导从内部视角理解东方文明。
2025年9月15日，美国波士顿郊区的家中，91岁的历史学家柯文（Paul A. Cohen）安详离世。这位毕生致力于中国历史研究的学者，用他独特的“中国中心观”改变了世界认识中国的视角，而他的人生故事，本身就是一部跨越东西方的思想史诗。历史学家柯文逝世，他以“中国中心观”重新诠释中国历史，倡导从内部视角理解东方文明。
“与其说历史吸引我，不如说亚洲尤其是中国吸引我。”柯文生前在接受采访时这样形容自己与中国的缘分。如今，这位走了“两遍路”的学者完成了他的旅程，留给世人的不仅是《历史三调》《在中国发现历史》等开创性著作，更是一种观看历史的全新方式。
波士顿的午后：与历史对话
2022年夏天，波士顿郊外的一栋住宅里，88岁的柯文先生坐在书房中，身后是父亲创作的油画。房间里最引人注目的，是署名“翁同龢”的两幅字画，静静诉说着主人与遥远东方的深厚渊源。
“你是我第一个面对面接待的中国记者。”彼时的柯文声音洪亮，记忆清晰，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尽管年事已高，他仍然坚持学术工作：“我的生活非常简单，我可以照顾自己；不过我已经88岁了，写不动新书了，只是在整理我的回忆录。”
那天的波士顿格外炎热，柯文家只在厨房有一台老式窗机空调，运行时发出巨大轰鸣。采访结束时，老人的衬衫后背已经湿透，但他仍然兴致勃勃地谈论着中国历史研究的点点滴滴。
选择自由：从男装世家到中国历史
柯文1934年出生于纽约长岛一个犹太家庭。用今天的话说，他是个“富二代”——祖父创立的男装生意非常成功，父亲原本希望他子承父业。16岁那年，父亲特意带他参观家族工厂，希望激发他对商业的兴趣。
然而当天的经历让年轻的柯文确信：“我认为我不适合做商人，我对赚大钱没什么兴趣。我想做别的事情。”开明的父亲虽然失望，却选择了支持儿子的决定。许多年后，柯文在父亲的信中读到了这样一句话：“一定要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不要做别人眼中正确的事。”
这种“选择自由”成为柯文人生的转折点，也影响了他后来的教学生涯。他在卫斯理学院任教四十余年，总是鼓励学生追随自己的学术兴趣。正如他所说：“我父亲给了我塑造自己人生的自由，这也是我能给予学生最宝贵的礼物。”
两次转折：从工程到人文，从西方到东方
柯文的人生有两次重要转折。第一次是在康奈尔大学工程学院就读期间，他发现自己对人文科学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我想，天哪，我错过了太多！”于是他毅然转入文科学院，如饥似渴地阅读文学、历史和哲学著作。
第二次转折发生在服兵役前夕。当时他正在为前途犹豫，两位朋友建议他来哈佛听听东亚文明课程。当看到费正清和赖肖尔主讲的课程大纲时，柯文瞬间被吸引：“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我找到赖肖尔问是否有机会被录取，他说‘申请吧！’”
就这样，柯文进入了哈佛大学东亚系，师从费正清和史华慈这两位中国研究巨擘。他生动地比较两位导师的不同风格：“费先生直入主题，史华慈总是从多方面看问题；费先生办公室外总排着长队，每人只有五分钟，而史华慈的门总是开着，你可以和他聊一小时。”
中国中心观：重新发现历史
柯文最重要的学术贡献是提出了“中国中心观”，挑战了当时主导美国学界的“冲击-回应”模式。在他看来，研究中国历史应该从中国内部寻找动力，而不是仅仅将其视为对西方冲击的回应。
“我离开了西方中心的框架，进入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框架。”柯文这样描述自己的学术转变。在《历史三调》中，他通过义和团运动展示了历史如何同时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存在；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他系统阐述了中国研究的新范式。
他的研究方法深受史华慈“多方面看问题”的影响：“史华慈教我如何看待知识分子问题，他对这一领域的思考方式对我影响深远。”
学术传承：开门迎客的师者
成为教授后，柯文继承了费正清的迅速反馈和史华慈的开放精神。当被问及他的教学风格更像哪位导师时，他笑着说：“在及时回复学生方面，我像费先生；但在办公室大门敞开方面，我更像史先生——我的门永远向学生敞开！”
他同样践行着费正清60岁生日时对学生的嘱托：“不用回馈我，传递给别人。”柯文在卫斯理学院创立了中文课程，还主持“新英格兰中国研讨会”，促进跨学科交流。
晚年的柯文对当前中国研究领域的变化表示关切：“现在的研究更加专业化，人们似乎不太关心其他学科的人在做什么。”他怀念费正清时代那种跨学科热烈交流的学术氛围。
最后的礼物：走过两遍的路
柯文晚年整理出版回忆录《走过两遍的路》，不仅回顾了自己的学术旅程，也展示了一位历史学家对自身经历的深刻反思。书中引用大量珍贵信件和资料，这得益于他“不扔任何东西”的习惯——这个习惯为我们保存了许多宝贵的历史细节。
正如学者葛兆光所说：“一个学者最重要的是提出问题、给出典范、引导潮流转向；柯文教授在理论方法和具体研究上的成就都让人佩服。这部回忆录让我们看到一个研究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的学思历程。”
如今，柯文走完了他“两遍的路”，但他留下的学术遗产将继续启发新一代学人。他用一生证明：真正的历史研究需要超越自身文化局限，在理解他者中发现更广阔的人类经验。
在全球化遭遇逆流的今天，柯文倡导的“在中国发现历史”的研究视角显得更加珍贵。这不仅是一种方法论，更是一种文化立场——唯有跳出自身中心观，才能真正理解不同文明的价值与贡献。
柯文去世了，但他走过的路仍然在那里，等待着更多人去探索、去发现、去理解中国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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