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八十载的联合国，其因大国博弈而时常瘫痪的困境根植于诞生之初的结构性缺陷，唯有通过拥抱多极化、改革自身并融入新兴的“全球治理马赛克”，才能在新时代重获生机。
2025年，联合国迎来了它的八十岁生日。这个诞生于二战废墟的国际组织，已经比它的前身国际联盟多存活了数十年。然而，长寿并不等同于成功。当加沙的炮火持续轰鸣，当乌克兰的战争仍在继续，当大国在安理会频繁使用否决权时，人们不禁要问：这个八十岁的国际组织，是否已经失去了它的”威慑力”？
理想与现实的鸿沟：联合国与生俱来的困境
1945年，当各国代表在旧金山签署《联合国宪章》时，他们怀揣着建立一个能够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组织的理想。然而，从诞生之初，联合国就注定不是一个平等的舞台。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及其否决权的设计，本身就是对国际权力现实的妥协。
这种结构性困境贯穿了联合国的整个历史。在冷战时期，联合国基本被排除在”高级政治”议题之外，安理会因美苏两国的频繁否决而陷入瘫痪。1990年代，随着苏联解体，联合国并没有迎来预期中的”复兴”，反而成为美国推行其外交政策的工具——当联合国符合美国利益时，它被用作合法性的装饰；当联合国构成约束时，它被无情地绕过。
变革中的世界：多极化时代的挑战与机遇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成为一个转折点，象征着美国单极霸权的相对衰落。随着中国崛起、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增强，世界正加速向多极化方向转型。这一转变既给联合国带来挑战，也为其提供了新的机遇。
近年来，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新型多边机制的兴起，表明各国正在联合国框架外寻找合作途径。具有象征意义的是，联合国在2025年9月通过决议，与上合组织建立正式合作。这标志着联合国开始承认并接纳这些新兴多边机制，展现出一定的适应性。
改革或边缘化：联合国面临的生死抉择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曾直言：”联合国正处在十字路口。”一方面，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呼声日益高涨，现有的架构已难以反映21世纪的力量对比。将非洲、印度和拉丁美洲排除在常任理事国之外的做法越来越难以为继。
另一方面，全球性挑战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气候变化、疫情、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等新兴议题都具有鲜明的跨国界特征，而联合国本质上仍是一个以国家为中心的组织。这种结构性错配使得联合国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时常常力不从心。
中国的角色：多边主义的坚定支持者与新愿景的提出者
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扮演着独特角色。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强调坚持多边主义、中立原则与共同安全，与《联合国宪章》的初心一脉相承。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联合国80周年改革倡议”特设工作组会议上表示，中方愿同各国及联合国秘书处共同努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这一表态显示了中国对联合国改革的支持态度。
新多边主义：联合国未来的可能路径
在思考联合国未来时，”全球治理马赛克”的概念可能更具启发性。这意味着我们不应期望联合国成为唯一的全球治理机构，而应将其视为多层次、多领域全球治理网络中的关键节点。
在这种视角下，联合国的价值不在于取代民族国家或其他区域性、功能性的国际组织，而在于发挥协调和整合作用。正如东盟、非盟等区域组织在特定领域发挥作用一样，联合国可以成为连接这些组织的”桥梁”，提供更高层次的合法性认可和协调机制。
重塑公信力：务实改革的具体方向
要重塑公信力，联合国需要在几个关键领域推进务实改革：一是安理会改革，增加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二是提高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能力，特别是在气候变化和公共卫生领域；三是增强财政透明度和管理效率；四是改善维和行动的效果评估机制。
值得注意的是，改革不应是全盘否定现有的架构，而是在保留联合国核心价值的同时，使其更好地适应21世纪的现实。正如联合国大会第78届会议主席丹尼斯·弗朗西斯所说：”改革不是要推倒重来，而是要建设一个更具代表性、更加透明、更有效率的联合国。”
结语：八十载再出发
八十岁的联合国，既古老又年轻。它见证了殖民体系的崩溃、冷战的终结和全球化的兴衰，如今又站在了新的历史关口。大国博弈确实容易让联合国陷入瘫痪，但多极化世界也为其提供了新的生机。
联合国的未来不在于回到一个想象中的”黄金时代”，而在于勇敢面对当下的现实，成为一个能够协调不同治理层次、整合各种多边机制的平台。这需要大国的政治智慧，需要成员国的共同意愿，也需要联合国秘书处的改革创新。
在人类面临越来越多共同挑战的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有效的多边主义体系。联合国或许不完美，但它仍然是人类寻求合作与和平的最重要平台。八十载风雨过后，联合国的故事远未结束，而新的章节，正等待世界各国共同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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