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省因移民难题与区域博弈夭折，却催生了重庆直辖市这一更优解，见证了中国治理的时代智慧。
在中国省级行政区划的宏大版图上，1980年代中期曾短暂出现过一个若隐若现的轮廓——三峡省。这个为世纪工程而酝酿的新省份，如流星般划过中国行政区划史的天空，虽最终未能落地，却深刻改变了长江流域的发展格局。
一、天险与屏障：三峡的千年使命
长江三峡，这条193公里的水上长廊，既是壮美的自然奇观，也是千年的人文屏障。湍急的江水将四川盆地与中下游平原分隔，既保护了巴蜀文明的独特性，也阻碍了经济文化的交流。
春秋时期，巴国与蜀国以三峡为界，各守一方；秦统一后设巴郡与蜀郡，奠定了川渝分治的雏形。抗战时期，重庆凭借三峡天险成为陪都，守护了中国最后的抗战火种。这道天然屏障，既是军事防线，也是文化边界，始终在历史长河中扮演着特殊角色。
二、世纪工程与省级构想：1984年的破题之笔
新中国成立后，三峡工程被反复提及又屡次搁置。直到改革开放后，这个承载着国人治水梦想的超级工程才真正提上日程。
1984年，当三峡工程可行性研究启动时，决策者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难题：工程将淹没632平方公里的土地，涉及70万人口迁移。如此大规模的移民安置，跨越湖北、四川两省，需要强有力的统筹协调。
于是，一个大胆的构想应运而生——设立三峡省，专门负责工程建设和移民安置。1985年，三峡省筹备组正式成立，规划中的省会设在宜昌，辖区包括湖北的宜昌市、宜昌地区、郧阳地区和四川的涪陵地区、万县地区。
三、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三峡省面临的三大难题
1. 薄弱的经济基础
拟议中的三峡省，虽然面积达到8.4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760万，但经济基础相当薄弱。1980年代中期，全区工农业总产值仅90亿元，人均收入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作为省会的宜昌，当时只是一个人口不足50万的中小城市，难以承担辐射全省的重任。
2. 复杂的移民安置
70万移民的安置工作堪称世界级难题。这些移民不仅需要重新分配土地、重建家园，还要适应全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当时测算的移民安置费用高达110亿元，占工程总投资的近一半。
3. 激烈的区域博弈
湖北方面对划出宜昌等富庶地区持保留态度，认为这些地方的经济贡献远超其在三峡工程中的收益。而四川方面也对行政区划调整心存顾虑。两省之间的利益协调，成为三峡省面临的又一挑战。
四、高坝与低坝之争：技术争议背后的区域角力
当时围绕三峡工程的最大争议，是蓄水高度方案。150米的低坝方案投资较小、移民较少，但无法实现万吨轮直达重庆的航运目标；而高坝方案虽能彻底改善川江航运，却需要迁移更多人口、投入更多资金。
重庆作为四川的经济重镇，强烈主张高坝方案。尽管当时重庆只是地级市，但其经济地位和历史影响力让决策者不得不重视其诉求。这场技术争论背后，实质是不同区域发展利益的博弈。
五、夭折与转型：1986年的战略转向
1986年，经过多方论证和权衡，中央决定撤销三峡省筹备组，改为设立三峡地区经济开发办公室。这一转变背后，是多重考虑的結果：
首先，单纯为一个工程设立省级行政区，国内外均无先例；其次，随着论证深入，发现移民安置和区域发展问题可以通过现有行政体系协调解决；最后，重庆直辖的构想开始萌芽，为三峡工程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
六、重庆直辖：另一种答案的诞生
三峡省的构想虽然夭折，但三峡工程继续推进。1992年，全国人大正式通过兴建三峡工程的决议，蓄水高度定为175米，兼顾了航运、发电和移民安置的多重需求。
1997年，一个历史性的解决方案出炉——设立重庆直辖市。新重庆整合了原四川省的重庆、涪陵、万县和黔江地区，完美承接了三峡工程四川部分的移民安置和经济发展任务。
这个拥有3000多万人口的超级直辖市，不仅解决了三峡工程的统筹协调问题，更带动了整个西部地区的开发开放。2024年，重庆GDP已位居全国第四，成为长江经济带的重要增长极。
七、历史的回响：那些“如果”的思考
如果三峡省如期设立，长江流域的发展格局将会如何？宜昌作为省会城市会迎来怎样的发展机遇？重庆是否还会成为直辖市？这些假设性问题，永远没有答案。
但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三峡省未能成立，但其核心使命通过重庆直辖和三峡工程的成功建设得以完美实现。宜昌虽错失成为省会的机遇，但作为三峡工程的门户城市，如今已成为湖北省副中心城市，人均GDP居中西部城市前列。
结语：时代的选择与智慧
三峡省的夭折，不是理想的破灭，而是实事求是的精神体现。从三峡省构想至重庆直辖的转变，展现了中国政府在重大决策中的灵活性和务实态度。
一个国家的治理智慧，不仅体现在能够提出宏伟构想，更体现在能够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优化这些构想。三峡省虽然只存在于历史档案中，但它所代表的探索精神和解决问题的勇气，至今仍在长江奔涌的浪花中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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