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男子小邵在七夕赠送女友价值2万元的金镯并明确表示”以结婚为目的”，分手后诉请返还财物被法院驳回，因法院认定该赠与属自愿情感表达且未超出合理范围。
在当代婚恋关系中，物质赠与与情感表达已变得密不可分，而当爱情消逝时，曾经的赠礼往往成为双方争执的焦点。广东龙门县法院近日判决的一起”七夕金镯返还案”，不仅折射出现代年轻人婚恋观与财产观的碰撞，更揭示了恋爱赠与法律边界这一复杂命题。25岁的小邵与小李从网络游戏相识到对簿公堂的经历，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在物质丰富时代，爱情与金钱纠缠不清的关系网络。本文将深入剖析这起案件的法律逻辑与情感内核，探讨当爱情遭遇物质，当承诺化为诉讼，现代人该如何在感性与理性间寻找平衡点。
从网游情缘到法庭对峙：一对手镯引发的爱情诉讼
网络虚拟世界的相遇往往带着浪漫色彩，但对于小邵和小李来说，这段情缘最终演变成一场关于金钱与承诺的法律纠纷。2022年，两人在一款热门网络游戏中相识，经过近两年的线上交流，2024年初，小李与前男友分手后，小邵认为时机成熟，开始正式追求。然而，小李并未明确接受这份感情，而是提出了一个现实条件——要求小邵”花钱证明诚意”。这一细节成为后来法庭审理中判断双方关系性质的关键要素，也揭示了当代婚恋关系中某种微妙而现实的价值交换。
追求过程中的物质投入逐渐升级：8月5日，小邵主动为小李报销1440元机票；七夕前夕，两人专程前往深圳水贝（著名的珠宝集散地），小邵花费20692元购买金手镯赠予小李，并在赠送前明确表示这是”以结婚为目的购买”；一周后，小邵见了小李家长，似乎这段关系正在向婚姻迈进；11月，小邵再次购买价值1088.62元的黄金戒指作为”订婚戒指”送给小李。从普通赠礼到”定情信物”再到”订婚戒指”，小邵的物质投入与情感期待同步升级，而法律意义上，这种投入的性质认定将成为日后争议的核心。
然而，这段投入不菲的恋情仅维持不到八个月便宣告终结。分手后，小邵认为小李”收礼不结婚属感情诱导”，要求返还机票、金镯及戒指等共计23220.62元。这一诉求将双方从情感纠纷直接推向法律对抗。值得注意的是，小邵在赠与金手镯时虽口头表示”以结婚为目的”，但双方并未签订任何书面协议明确这一条件，这成为法院判决时考量的关键事实。
在法庭上，小邵的”感情诱导”指控与小李的”自愿赠与”抗辩形成鲜明对比。小邵认为，自己是在婚姻承诺的前提下进行大额赠与，而小李从未真正打算结婚；小李则主张这些礼物都是恋爱期间的正常赠与，不存在返还义务。双方对同一行为的不同解读，恰恰反映了恋爱赠与法律性质认定的复杂性——何时算表达爱意？何时又隐含婚约条件？法院最终驳回了小邵的全部诉讼请求，认定这些赠与属于”为促进感情的自愿行为”，且金额”未明显超出正常交往开支”。
这一判决结果在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支持者认为，法院维护了恋爱中赠与行为的无偿性本质；反对者则担忧，这可能导致利用感情获取财物的行为增多。而在这两极观点之间，是无数现代情侣面临的共同困惑：当爱情与物质纠缠不清时，法律究竟如何划定责任的边界？
法律天平上的爱情赠礼：法院判决的深层逻辑
龙门县法院的判决书看似简单驳回原告诉求，但其背后的法律逻辑与价值考量却层层递进、严谨周密。法官在审理这起案件时，并非简单地判断”谁对谁错”，而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规定，从赠与合同的成立要件、撤销条件到恋爱特殊情境下的综合考量，构建了一套完整的裁判框架。这一裁判思路不仅解决了个案争议，也为类似恋爱财物纠纷提供了裁判指引。
赠与合同的基本定性是法院审理的首要问题。根据《民法典》第六百五十七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在本案中，小邵自愿为小李购买金手镯等物品，小李也接受了这些赠与，双方之间的赠与合同关系依法成立。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赠与是否附有条件？法院审理后认为，虽然小邵赠送金手镯时表明”以结婚为目的”，但双方在赠与当时并未明确约定如不能结婚则需返还，因此难以认定该赠与附有明确条件。这一认定体现了法律对赠与合同”条件”的严格解释——仅有赠与人的单方目的表述不足以构成法律意义上的”附条件”，需要双方明确约定条件内容及后果。
法院判决的第二个关键点是金额是否超出正常交往开支。法官在比较双方交往过程中的经济往来惯例后发现，尽管金手镯价值达20692元，但考虑到双方已进入谈婚论嫁阶段，且小邵的经济能力能够承受这一支出，该金额并未明显超出正常恋爱交往的合理范围。这一判断与《民法典》第六百六十一条关于”附义务赠与”的规定相呼应——只有当赠与财产明显超出正常交往范畴，才可能被推定为隐含婚约条件。相比之下，网页1中提到的另一案例中，男方七夕赠送价值1.5万元的”三金”，因远超双方日常交往消费水平（以往最大金额仅为2500元），二审法院认定其属于婚约财产，判决女方返还50%。这两个案例的对比恰恰显示了法院在判断赠与性质时对”合理范围”的差异化考量。
法官在判决书中特别强调了恋爱赠与的无偿性本质。恋爱期间，一方为表达爱意、增进感情而自愿赠与对方财物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无偿让与，不应因感情破裂而自然转化为借贷或需返还的财产。这一观点植根于《民法典》关于赠与合同的基本定位，也体现了法律对恋爱自由原则的保障——如果允许赠与方随意撤销赠与并要求返还，实质上会形成对受赠方的情感胁迫，干扰个人恋爱选择的自主性。正如判决书所指出的，小邵的赠与行为系”自愿为促进感情作出的赠与”，在法律上已构成有效的赠与合同，非因法定情形不得撤销。
值得注意的是，法院对**”感情诱导”指控**的回应。小邵主张小李”收礼不结婚属感情诱导”，试图将案件引向欺诈或不当得利的法律定性。但法院审理后认为，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小李在接受赠与时存在欺诈故意或虚假承诺，感情变化本身属于恋爱自由范畴，不能仅因恋爱未达婚姻就将赠与行为定性为”诱导”。这一认定区分了”感情欺骗”与”正常感情发展变化”的法律边界，避免将复杂的情感问题简单化为财产纠纷。
综合来看，法院的判决并非对原告的不公，而是严格遵循了”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原则。小邵主张赠与附有结婚条件，却未能提供充分证据；主张小李存在”感情诱导”，同样缺乏足够证明。在法律事实无法支持原告主张的情况下，法院只能基于现有证据和赠与合同的法律性质作出裁判。这一裁判思路体现了司法对法律关系的规范分析，而非对情感道德的主观评判。
恋爱赠与的法律边界：从”520红包”到”天价聘礼”的裁判规则
龙门县法院的判决揭示了一个普遍存在的法律现象：恋爱期间的财物往来性质认定，往往因金额大小、场合特殊性和双方关系阶段的不同而有所差异。通过对比近期多地法院类似判决，可以发现一条相对清晰的裁判规则光谱——从象征性赠与到大额财物的不同法律定性，为恋爱中的男女提供了可预期的行为指引。
象征性赠与位于光谱的最左端，通常包括特殊节日给付的”520″”1314″等具有象征意义的红包，以及生日、纪念日赠送的普通礼物。这类赠与金额较小或具有明确的情感象征意义，法院普遍认定其为无条件赠与，分手后一律不予返还。正如网页6中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岳屾山所指出的：”对于’520”1314’等具有特殊含义的金额，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法院通常认定是双方相互之间的赠与，付款之后一般要不回来。”这类赠与被视为恋爱中的正常情感投资，给付方在赠送时理应预见到感情可能无果而终的风险。
中等金额的实用性赠与处于光谱中间地带，如本案中20692元的金手镯、1088.62元的黄金戒指，或网页1中1.5万元的”三金”等。这类赠与金额相对较大，但尚未明显超出普通工薪阶层的正常消费能力，法院裁判时往往综合考虑以下因素：双方的经济水平、赠与时的明确表示、当地婚恋习俗及双方交往的具体情况。本案中，法院认定金手镯虽价值不菲，但”未明显超出正常交往开支”，故不予返还；而网页1中的案例，同样金额的”三金”因远超双方日常交往水平，被认定为婚约财产而部分返还。这种差异化处理体现了法院对”合理范围”的情境化判断。
大额财物赠与位于光谱最右端，通常指数万元以上的转账、贵重物品或不动产赠与。法院在面对这类纠纷时，倾向于探究赠与背后的真实意图，若明显超出正常恋爱消费水平，则可能推定为附条件的婚约赠与。网页7、8、9中提到的”大学生恋爱4个月花费近60万”案例即为典型——法院虽未完全支持男方返还59万余元的诉求，但经调解仍判定女方返还30万元。这类判决背后的法理是，当赠与金额达到社会一般观念认为的”不合理”水平时，可推定赠与方隐含了结婚或长期共同生活的期待，构成一种”默示条件”。
法律对”彩礼”的认定标准也是理解这一裁判规则的重要维度。根据网页1提供的司法观点，”三金”（金戒指、金镯子、金项链）在传统上属于结婚彩礼，但法律上是否认定为彩礼需结合具体情况判断：恋爱期间不以结婚为目的赠与的”三金”，无须返还；以结婚为目的赠与的”三金”，在结婚目的未达成时应酌情返还；已领证或将”三金”作为彩礼给付的，原则上不返还，除非双方确未共同生活或给付导致生活困难。本案中，法院未将金手镯认定为彩礼，正是基于双方尚未进入正式谈婚论嫁阶段的判断。
法院在划定这些边界时，实质上是在平衡两种价值：一方面保障公民的恋爱自由，避免将情感关系过度物质化；另一方面防止借恋爱之名行财物欺诈之实。这种平衡不是简单的”一刀切”，而是通过金额大小、场合特殊性、双方经济状况等多重因素的综合性判断，在个案中实现具体正义。正如网页11中法官所指出的：”判断某笔款项是彩礼还是恋爱期间的一般赠与，主观上要看双方是否以结婚为目的，客观上要考察支付款项类型、支付方式是否具有习俗性、给付财物的数额、给付方经济状况等因素。”
对于普通恋爱中的男女而言，这一裁判规则光谱的实际意义在于：恋爱赠与的法律风险与金额大小呈正相关，当赠与超出社会一般观念的”合理范围”时，给付方应通过书面等形式明确赠与性质，而接受方也应对大额赠与保持必要谨慎，避免日后纠纷。爱情可以盲目，但法律永远清醒。
爱情与金钱的现代困境：当物质成为情感的语言
小邵与小李的故事绝非个案，而是折射出一个普遍存在的现代性困境——在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物质赠与已成为情感表达的重要载体，甚至是衡量感情深浅的标尺。这一现象背后，是传统婚恋观念与现代消费文化的复杂互动，也是法律介入情感领域时面临的深层挑战。当爱情被物化，当承诺被量化，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连接究竟该如何维系？法律又应在何种程度上为这种物化的情感提供救济？
物质化表达爱意的社会趋势在本案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小邵选择用金手镯、黄金戒指等贵重物品表达感情，一方面可能是出于真心，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下年轻人中流行的”舍得为你花钱才是真爱”的观念。这种观念通过社交媒体、影视作品不断强化，形成了某种情感表达的范式。正如网页6所述：”七夕当天，微信同往年一样将个人红包的限额从200元提升至520元，这个老传统一直延续了9年有余。”平台通过设计”520″（谐音”我爱你”）等具有象征意义的数字功能，进一步将情感与特定金额绑定，潜移默化中塑造着人们的恋爱行为模式。
更深层次看，本案揭示了恋爱关系中权力与金钱的隐秘联系。小李最初要求小邵”花钱证明诚意”，实际上建立了一种以物质投入为门槛的情感准入机制；而小邵不断升级的赠与行为，则是在这种机制下争取关系主导权的尝试。社会学研究早已指出，经济资源在亲密关系中常常转化为权力资本，影响双方的决策权和关系走向。当小邵赠与的财物价值累积到一定程度时，他潜意识里可能已经形成了”投入-回报”的期待，认为物质付出应当换来关系的升级（如婚姻），这种思维正是将情感关系异化为某种形式的”交易”。
值得警惕的是，情感与物质的边界模糊可能导致”爱的假象”。一方可能误将慷慨赠与当作深情的证据，另一方则可能将接受赠与当作情感的替代品。网页5中法官的评论一针见血：”恋爱本是基于情感的交往，如果事事都用金钱衡量，便失去了恋爱的纯粹性。”本案中小邵在短时间内投入大量财物推进关系发展（从确定关系到见家长再到”订婚戒指”），某种程度上可能是试图用物质加速情感进程，忽略了感情自然发展需要的磨合与了解。
从社会性别视角看，这类纠纷往往反映出传统的性别角色期待。男性被期待为物质提供者，通过经济投入证明自己的感情和实力；女性则被期待以接受赠与的方式给予男性情感肯定。这种模式在传统社会或许运行良好，但在性别观念日益平等的今天，却越来越显得格格不入。小邵的”感情诱导”指控，某种程度上正是对这种传统期待的坚持——他认为自己的物质投入应当换来小李对婚姻的承诺，而小李未能满足这种期待就被他视为”诱导”。
面对这种困境，法律的角色应当是设定底线而非干预情感。正如本案判决所显示的，法院不会判断恋爱中赠与行为的”对错”，只会依法认定赠与合同的性质与效力。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律与道德完全分离——法官在裁判说理部分对”自愿赠与”的强调，实质上也是对健康恋爱观的引导：赠与应当出于真心而非交易目的，接受赠与也不应被预设道德污名。在爱情与金钱的纠葛中，法律能做的是确保双方的自由选择权不受胁迫，而非评判哪种恋爱模式更为高尚。
或许，解决这一现代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重建情感表达方式的多样性——金钱和礼物只是爱的语言之一，而非唯一。当恋爱中的双方能够超越物质层面，建立更深层次的情感连接时，类似小邵与小李的纠纷自然会减少。而这需要的不是法律的干预，而是整个社会对健康婚恋观的集体反思与重建。
理性与情感的平衡术：给恋爱中男女的法律忠告
小邵与小李的案例为所有身处恋爱关系或即将进入恋爱关系的人敲响了警钟——如何在感性的情感世界中保持必要的理性，如何在不伤害感情的前提下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已成为现代婚恋中的必修课。通过分析本案及类似判决，我们可以总结出一套实用指南，帮助恋爱中的男女在情感与理性间找到平衡点，避免从甜蜜爱人变成法庭对手。
大额赠与的事前协商是最有效的预防措施。当赠与涉及较大金额或贵重物品时，双方不妨坦诚沟通赠与的性质和期待。网页10中的法律建议明确指出：”对于附条件或附期限的赠与合同，法院会根据条件或期限的成就与否来确定合同的效力和双方的权利义务。”如果小邵在赠送金手镯时与小李签订简单协议，明确”若两年内未结婚则返还”，纠纷很可能避免。这种”先小人后君子”的做法看似破坏浪漫，实则是对双方的保护——既避免接收方的道德压力，也保障赠与方的合法权益。
对于不愿签订书面协议的恋人，至少应保留能够证明赠与背景的证据。网页12中的律师建议特别强调：”若合同明确约定了赠与的条件、期限等，法院会根据约定进行判断。”如赠送贵重物品时，可通过微信消息明确表达”这是为我们将来结婚准备的”，保留相关聊天记录；大额转账时可在备注中注明用途。本案中，小邵虽口头表示金手镯是”以结婚为目的购买”，但缺乏证据固定这一关键事实，导致法院难以认定赠与的附条件性质。现代科技为此提供了便利——一则消息、一段录音都可能成为关键证据，且收集过程通常不会对感情造成伤害。
合理控制赠与金额是规避风险的务实之举。本案法院之所以驳回小邵诉求，关键一点是认定20692元的金手镯”未明显超出正常交往开支”。网页1中的案例则相反，1.5万元的”三金”因远超双方日常交往水平而被部分返还。这为恋爱赠与划出了一条隐形红线——保持赠与金额与自身经济能力、双方消费习惯相匹配。热恋中的男女不妨自问：这笔赠与若最终无法”修成正果”，我能否坦然接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或许就该 reconsider 赠与的金额或形式。
特别需要警惕的是以物质证明感情的误区。本案中小李最初要求小邵”花钱证明诚意”，这种将情感验证物质化的做法极易为日后纠纷埋下伏笔。网页7中大学生恋爱纠纷的教训同样深刻——四个月近60万元的花费，最终通过诉讼追回部分款项。感情需要时间和行动来证明，而非金钱和礼物。当一方不断要求物质投入，或另一方试图用物质加速关系发展时，双方都应当警惕这种不健康的关系模式。
分手后的理性维权同样重要。一旦感情破裂，双方应首先尝试友好协商解决财物问题。网页8中的案例显示，大学生恋爱纠纷最终通过调解达成部分返还协议。如果协商无果，起诉前应充分评估证据是否支持法律诉求——如本案所示，仅有口头陈述而无实质证据的”结婚目的”难以获得法院支持。律师在网页12中的建议值得借鉴：”法院会审查赠与双方是否具有真实的赠与意愿，是否存在欺诈、胁迫等导致意思表示不真实的情形。”收集证据、评估胜诉可能后再决定是否诉讼，可避免”案结事未了”的情感二次伤害。
从更宏观视角看，这类案件提醒我们反思婚恋教育的重要性。年轻人需要了解，健康的情感关系应建立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而非物质交换；法律虽能解决部分财物纠纷，却无法修复破裂的感情。学校、家庭和社会应共同努力，培养年轻人建立正确的婚恋观和财产观，使其能够在保持情感纯粹性的同时，具备处理物质问题的成熟度。只有当爱情不再被简单物化，类似的赠与纠纷才会真正减少。
在爱情与法律的交织地带，或许我们都需要学会一种平衡的艺术——既不全然排斥物质表达，也不将感情降格为交易；既保持对爱情的热忱，又不失维护权益的清醒。正如本案法官在判决书之外或许想传达的：法律可以裁判财物归属，却无法衡量爱情真伪；法庭能解决财产纠纷，却难以修复情感创伤。理性与情感的平衡，终究是每个人都需要修习的人生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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